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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农村女性出门闯荡的 30 多年

作者:小九日期:2021-05-19浏览:847分类:经验之谈

一个农村女性出门闯荡的 30 多年

“出门闯荡的这些年,我过得很辛苦 ,有很大的局限性,也遇到过许多不公,但我从来没有生出长久的恐慌感。我总觉得 ,无论世道如何变化,我总能找到一口饭吃 。 ”

邓芬的故事,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个缩影 ,她从重庆大山走出来到上海打工,再回到重庆市区安家。不同的是,吃苦耐劳之外 ,邓芬的眼界和头脑 ,使她跨了多种行业的人生,始终有一层自信的底色。

口述 | 邓芬(化名)

主笔 | 王海燕

闯荡和留守

我是重庆云阳人,我第一次出门打工 ,是为了赚钱退婚 。当时是 1988 年,我 18 岁,已经订婚了 ,对方家里出了 500 元礼金。我跟未婚夫其实不熟,没过多久就不想嫁了,但退婚得还礼金 ,而礼金已经被我哥哥娶媳妇用掉了。

我打工的地方在湖北仙桃,这个地方现在做口罩很出名,那时主要是建房子 ,男的去做建筑小工,女的在砖厂垒砖,一天能挣 2 元钱 。我在仙桃只做了 3 个月 ,还礼金是不够的 ,但那一年仙桃总下雨,没法干活,村里人都要回家 ,不许我一个人留在外面。我就只好回家去结婚了。

这门婚事不算美满,但有一点我倒很满意,就是我丈夫家住在公路边 ,交通方便 。因我娘家住在山上,我小时上学,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 ,如果家里卖粮,我们几个孩子就要用背篓背到公路边才行,累得愁眉苦脸 。所以我从小就想 ,如果有一天能住在公路边上,那该是什么神仙日子。

1989 年,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,第 40 天时夭折了 ,我受了一些打击,但还能承受。那时农村孩子夭折得多,比如我妯娌有个孩子 ,已经怀了好几个月,结果是个死胎,只能引产;我丈夫二姐有个孩子 ,养到 3 岁,在水缸里不小心淹死了;我丈夫大姐有个孩子,养到初中 ,被同学捅死了 。孩子没了,女人们就继续生。

我的第二个孩子是 1991 年出生的,女儿 ,她出生后不到两个月,我丈夫就出门去打工了,跟村里所有的男人一样 ,去上海进拆迁队或建筑队。要么在浦西拆厂房民居 ,要么去浦东盖大楼 。后来两个孩子来上海玩,路过一些著名的高楼,他常常会说:“我在这个工地上干过活儿。” 不过可惜 ,建好后,他再没进去过。

我丈夫去了上海,我在家也没闲着 ,借钱买了磨豆浆的机器,开始做豆腐 。豆腐营养好,又比猪肉便宜 ,在那个年代的农村,算轻奢食品。做豆腐很赚钱,有 50% 的利润 ,剩下的豆腐渣还能养猪。并且我的生意做得灵活,农民如果没钱,用黄豆换也可以 ,我的生意不错 ,一天能挣 100 多元,而我丈夫当时在上海,一天工钱只有 30 元左右 。

所以后来我丈夫就回家了。1993 年 ,我又生了一个孩子,家里继续做豆腐,还开了一家小卖店 ,养了十几头猪,建了新房子,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眼看着日子就红火起来 ,但忙碌使人心烦,我和丈夫原本和和气气,那时开始吵架 ,甚至打架 。

其实归根结底,还是我俩价值观不一样:我丈夫勤快老实,谨小慎微 ,信奉靠力气吃饭;我却灵活大胆 ,自有主张,最看不惯因循守旧、不动脑子,两个人的矛盾也就在所难免 。我丈夫比我高近 20 厘米 ,但打架我从不认怂,起码嘴上气势从没输过,结局自然是常常吃亏 ,但我丈夫也没讨到什么好,心情难以平复,所以两人也就只能继续大战下去。

到 1996 年 ,我感到实在过不下去,准备离婚了,甚至带着孩子去娘家住了好几个月 ,但最后还是没下定决心,个中原因很难一句两句说清楚。主要是怕离婚后,孩子跟着后爸后妈受苦 。不过 ,家庭氛围搞成这样 ,对孩子更不好,那时我俩一打架,孩子就跟着哆嗦。思来想去 ,我决定也去上海打工,但得让孩子知道,爸爸妈妈总还是要回来的。

我刚去上海时真是乡巴佬 ,连红绿灯都不会看 。我丈夫耀武扬威,并不教我,每次带我出门 ,交通灯一变,他就把我一推 、一搡或是一拽,仿佛我是个大笨蛋。我自己后来慢慢观察 ,才发现了 “红灯停,绿灯行” 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这样文化不高的农村人,一开始进入大城市 ,是很无助的 。

和其他村里人一样 ,刚去上海时我跟丈夫一起借住在拆迁工地上。但那里实在太脏了,最近的公共厕所在一公里以外,很多人就选择随地大小便 ,整个工地上,到处弥漫着一股骚臭味。我实在受不了,找了老家一个熟人 ,去了她开的花店打工 。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情人节,店里很早就囤了很多玫瑰(我第一次见),到了情人节那一天 ,我们就把花瓣撕开一点,使劲用嘴吹开,吹得蓬蓬松松的 ,又大又漂亮,10 元一朵。

我看得目瞪口呆,心想 ,上海的钱可真好挣啊。一开始我自己也想开一间花店 ,但我没钱,又被鲜花在情人节后的价格暴跌惊吓了一番,立刻就打消了念头 。但我还是想出去做生意 ,不想给别人打工,所以我开始观察其他的小商小贩,卖的什么 ,原材料有什么,价格多少,利润多少 。

经过一个月的观察和自学 ,我开始在早上卖山东煎饼,下午先后卖过凉粉和炸鱼儿。我给自己的定位是,一定要做有钱人的生意 ,教训来自同行,有些专门做农民工生意的小老板,一个饼特别大 ,卖五毛钱 ,还要跟顾客纠缠不清。我说的有钱人,指的是上海本地人,比如他们会早上买煎饼给孩子 ,加个油条和鸡蛋;下午很多人买了小鱼儿,则是自己回家当个下酒菜 。

小鱼儿为什么有人买呢?我注意到,是因为那时上海的弄堂居民 ,住房很紧张,常常一家三代人挤在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,夏天做饭热得要命 ,他们也就宁愿在外面买。这样的上海人,在本地人看来可能也属于底层,但在我看来已经是经济上很有余裕的另一个阶层的人了。

我的小摊生意其实还不错 ,但孩子爸不愿意干,觉得丢人、琐碎,所以除了每天帮我生好火 ,他是不会帮我做事、帮我出摊的 。但实际上 ,那时活儿少,拆迁工地上,实际的劳动力常常是所需劳动力的 3~4 倍。我丈夫脾气还不好 ,学不会讨包工头的欢心,能分到的活儿就更少了。

所以 1998 年我公公病重,是让我丈夫先回老家的 ,结果回家没两天,又喊我快回家,说公公病危 。我当时刚刚买了 1000 多元的烤串设备 ,准备升级一下我的摊贩事业,这些也只能扔掉,好在没多久 ,我公公就痊愈了。但我闯荡的第一阶段,就此中断,见识有限 、视野狭窄、启动资本太少 ,还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黑天鹅事件 ,这是我以后的上海生活中,将会不断遇到的。

局限和突围

回到老家,我公公的病很快好了 。我本来想继续做豆腐 ,但那时竞争大,生意已经不可能重回两年前的辉煌。所以 2000 年,我跟我丈夫一起 ,又去了上海。这一次我俩真倒霉,先是他在工地上受了伤,后来我又做了阑尾炎手术 ,于是好长一段时间,我俩不但没有挣到钱,甚至赔出去了不少老本 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 ,我下定决心不再做流动摊贩 。所以我找孩子的三姑借了 6000 元钱,盘了一家小饭店。孩子的三姑,当时是我丈夫的兄弟姐妹里最有钱的 ,对我们也最好 ,她在老家当民办幼儿园老师,前夫还是镇上的会计。

那次盘的饭店不大,8 张条桌 ,请了一个拉面师傅,工资 800 元,外加我和丈夫 ,总共 3 人,却想什么都做,除了主打的拉面 ,我们还做了东北水饺、馄饨 、快餐和炒菜 。那个店,每天早上 4 点半就开始生火,凌晨 2 点才关张 ,拉面师傅只负责拉面,还常常中途溜出去看电视,剩下我和我丈夫 ,每天累得要死 ,下午和晚上,加起来能睡 5 个小时就不错了,每天恨不得走路都闭上眼睛。

很多农民工进城 ,白手起家做生意,都是从摆摊开始。地摊经济也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来源 。

这个店只做了两个月,店门口就开始清除绿化 ,准备打围挡了。作为拆迁行业的业内人士,我和丈夫都知道,这是要建什么项目的前兆 ,所以当机立断把饭店转了出去。店铺转出去过后,我们一算,虽然每天进账有几百元 ,但支出更多,连本钱都赔进去不少 。把店转出去后,我才知道店铺附近 ,正在修上海地铁二号线的一个出口。

也就是在那一年 ,我老家的邻居在上海地铁二号线的另一个工地上做工,隧道垮塌,被压死了 ,留下老家的妻子和两个孩子,分别是 7 岁和 5 岁。他们后来获得了十几万元的赔偿款,在那个年代算比较多的 。

第一次开店失败 ,本钱也所剩无几,我只好又去当流动摊贩卖水果。水果利润不错,卖价是买价的 5 倍 ,只要天气好天天能上街,总能挣到一些钱。但偏偏那一年上海的雨也特别多,又大又急 ,我进货回来的水果,都堆在拆迁工地空地上,常常淋雨 ,西瓜一淋雨 ,就接二连三炸开 。卖水果也很累,加上我常常淋雨,于是没过多久就得了支气管炎 。

我就琢磨着 ,确实再也不能干这个了。刚好那段时间,我们一个当包工头的亲戚,从一个安徽人手里盘下了一家小面包店 ,卖一种现烤法式小面包。我的包工头亲戚一共花了 2.7 万元才盘下这家店,才 3 个月左右,已经有了 1 万多元的净利润 。

我对这个利润率和销售数量感到很吃惊 ,所以也请求去他家店里打工,甚至提出可以不要钱。我的私心就是想学会了自己开店,人家一眼就看穿了 ,不但不许我在店里做了,还把我从拆迁工地上赶走了。但他们越防着我,我越觉得这生意可做 ,干脆去找了盘店给他们的原面包店老板 。

老板是安徽滁州人 ,做包子起家,后来又转做面包。那时上海人买面包,一般都是按个 ,算下来两三元甚至三四元一个。所以,他们换了一种模式,即使带馅带烤肠带肉松的面包 ,都是论斤卖,折算下来才不到 1 元钱一个,生意也特别好 。

那位安徽老板开了很多分店 ,盘给我亲戚的只是其中一家。我去找他学,交 1 万元,他包教会 ,并且准备好整套器材,只需要我自己找门市。当时我打工的师父家,有七八个学徒 ,还有很多连锁店 ,挣得盆满钵满 。后来想想,这正是安徽人和四川人的区别,四川人在上海下苦力的多 ,安徽人则全部都在做生意,下苦力的人只知道零和竞争,做生意的人则强调共赢。

第一次开面包店 ,是我人生最大胆的一次,我找一个远房亲戚借了 1.5 万元,找孩子三姑又借了 8000 元 ,还找其他人 1000 元、2000 元借了不少,显然是准备一定要开面包店。后来等到债务还清,我才仔细一算 ,最多的时候,加上老家建房子的欠款,我背了近 5 万元的债务 ,每次想到 ,就一身冷汗 。

学会做面包后,我的第一门市开在定海路,用上海本地人的一楼房子 ,临街的墙打掉,用木板把街道以外的部分包进去,做成了一个违建店面 ,开始卖面包 。我在那个地方做了大概半年,生意特别好,光中秋节卖月饼就赚了 1 万多元 ,所以不到过年,我就把债务还清了。

但这个门市我只做了半年,就主动搬走了 ,因为店面实在太小,除了做生意,没有地方吃住。本以为离开这家店 ,再找一家不是难事 ,但从那以后,我开面包店再也没有顺利过 。不到 2 年,我先后搬了 5 次店面 ,每次生意都不错,但最短的做了 7 天,最长的也只做了 4 个月。最短那次 ,是因为烤箱功率太大,把电线烧了,房东不愿意给我们再接电线;其余的都是因为拆迁 ,比如有的我们预计起码能做一两年,但转眼就拆了;有的店,旁边都没拆 ,独独拆了我们开店的一小段。

总结起来,还是因为我想控制成本,找的都不是正规门面 ,而是违章建筑 ,所以不可控因素就很多 。而且现在想起来,那时候安全隐患多大啊,比如我做的有一个店 ,房子是木头的,后面一家店做外卖盒饭,每天三个大灶 ,从早到晚没停过,我家两台大烤箱,24 小时开着 ,中间一层薄薄的木隔断,我和我丈夫就住在隔断边的楼梯间下,只感觉热得要命 ,却从未想过安全问题。

如此冒险,当然是为了省钱,省钱则大半是为了孩子。在上海时 ,我自己店里招过两个老家的孩子 ,一个是我姐姐的女儿,初中毕业就来上海打工,跟着我们做面包 ,睡在面包店里阁楼上,特别辛苦;还有一个是村里的邻居,来上海时只有 15 岁 ,在我的店里没做多久,跟一个外地做面的师傅谈恋爱跑了,没有音讯 ,后来我到处去打听才把她找回来交给她的家人 。

这样的孩子,是我们老家大多数孩子的命运。你也不能说多差,但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这样。我自己只读了小学 ,总想多学点文化,但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允许,所以自己的孩子长大 ,我生怕有一天 ,我拿不出学费供他们 。

街边的流动摊贩不光是很多人的生计,也方便了城市居民的生活,创造了城市的人间烟火。

因为面包店太累 ,搬家又多,我又开始找其他门路,选的是做堆场 ,就是把拆迁工地上的建筑材料,比如门窗、地板 、琉璃瓦,以及各种木料回收过来 ,整理好,再卖出去。做这个生意的,大都是川渝人 ,因为跟拆迁工地熟,有货源 。

跟卖面包比起来,做堆场称得上又轻松又赚钱 ,有时我晚上去拆迁工地上拉货 ,根本不用拉回场地,转手卖给浙江湖州人,做再生板材 ,一车货,转一次手就能赚好几千块 。现在淘宝上卖的很多低价家具,就是这种材料做成的。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把拆出来的各种材料整理好 ,再按二手建材的价格卖出去,大多数卖的都是大宗货物,所以很省事。

做堆场是我在上海做得最长久的生意 ,从 2003 年一直做到 2011 年,相比开面包店,这门生意轻松自在得多 。唯一不足的是 ,做堆场也不是正规生意,只能在郊区,租的都是一些闲置荒地 ,没有任何生活设施 ,我们得自己用木板搭房子 、打井、掏旱厕,并且也常常搬家。我说的木板搭房子,可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油光锃亮的森林小屋 ,而是各种破木板废料,跟打补丁一样打出来的花花绿绿的贫民房。

做堆场是一门性价比不错的生意,即便如此 ,我们也是被排除在上海的正常居民生活之外的 。不过比起开面包店时,我和丈夫两个人只能挤在揉面的案板下面睡觉,堆场的生活赛神仙 ,房子想搭几间就几间。

落脚城市

2011 年,我离开了上海,那时上海的大拆大建接近尾声 ,我的两个孩子也不需要我操心了。但我也不想回老家,一是村里、镇上或县里都不发达,没有生计;二是我习惯了上海的规则 ,做生意就做生意 ,清清爽爽,没有家长里短 。

我没有那种落叶归根的想法,跟老家人的感情似乎也说不上多深厚。所以我最后在重庆买了一套商品房 ,是一个新开发的区,周围正在新建政府大楼和万达广场。我在重庆市里一个人都不认识,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,本想继续做堆场,结果发现重庆没有相关的产业链 。后来也考察了一些其他小生意,都没有定下来 ,决定先把房子装修好,住进去再说。

就在装房子的过程中,我发现对我来说 ,装修可能是门不错的生意。首先我做了许多年堆场,材料好坏,我一眼就能看出来;其次 ,装修很繁琐 ,一般人嫌麻烦;最重要的是,我能感觉到,很多在外务工的人 ,渐渐都要回乡进城买房了,这个市场很可观 。

打定主意后,我就去找自己装修时的一个工人 ,跟他合作 。这个工人做生意没什么天赋,但技术不错,又对当地很熟 ,正好跟我互补。一开始我们只能在小区的一楼租居民房当仓库,后来生意渐渐走上正轨,我跟合伙人分家 ,独自搬进了万达广场的正规门市。那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,第一次在正规的门市里开店 。

做装修的过程中,我渐渐对房产市场有了一些了解 ,很快就催促并帮助我娘家的哥哥和姐姐也在我所在的小区买了房。他们买了过后 ,那里的房价翻了一倍,还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题。

现在,我的装修生意已经做了近 10 年 ,找客源已经不是问题了 。我还重新找了一个合伙人,是个大学毕业生,原本是我的客户 ,我俩合伙后,我可以在组织工人 、材料把关、施工琐事上给他经验,他则能带给我一些新的思路 ,包括年轻人喜欢的装修风格。

去年新冠疫情过后,我还准备回老家开个养殖场,最近正在考察当中。其实无论做装修还是养殖场 ,对我来说,钱本身的意义都远小于挣钱的快乐 。其实我从小就爱做生意,别的小朋友还在捏泥巴 ,我就要去割艾蒿卖钱。

回首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,我算不上一个成功的生意人,毕竟曾白白错失过很多良机,但我也未曾行差踏错。我记得 2000 年左右 ,传销盛行,无论我婆家还是我娘家,整个村子几乎都全军覆没 ,栽进传销;2006 年左右,我丈夫家的所有兄弟姐妹,都被骗进了一个拆迁项目 ,至今未能完全清账 。这两次我都独善其身,原因很简单,一个煎饼的成本多少、卖价多少 、怎么想办法卖出去 ,这是我能理解透彻的事情。对我理解不透彻的事情,我从来不参与。

以前我女儿上大学时写过一篇文章,大意是说我们这样的农民工 ,因为社会发展和不公 ,一直生活在恐慌中 。那篇文章在网上传播很广,连我身边都有一些人看到了,觉得写得很贴切 。我倒不以为然 ,在我出门闯荡的这些年,我过得很辛苦,有很大的局限性 ,也遇到过许多不公,这些都是真的,但我的确从来没有生出长久的恐慌感。我总觉得 ,无论世道如何变化,我总能找到一口饭吃。

当然,我也是这样教育我的孩子的 ,我不要求他们去做一些所谓稳定的职业 。我相信,这个世界上,唯一能让你稳定的 ,就是你自己的能力。

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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